父母与砒霜

父母早就感染艾滋病，却瞒了我十几年。母亲总“不小心”用带血勺子喂我喝汤，父亲“开玩笑”掐着我脖子灌药。直到我十八岁体检报告出来，他们看着“阴性”结果，眼中竟闪过失望。法庭上，母亲哭诉“不小心”，父亲冷笑：“养儿防老，天经地义。”现在我在德国看心理医生，治疗师说：“有些人的生育动机，就是制造受害者。”柏林冬日灰白的晨光，冷冷地贴在高大心理诊所的落地窗上，那光虚弱无力，像是被城市尘埃吸尽了最后一丝温度。我坐在候诊室一张冷硬的椅子上，手指无意识地掐进自己掌心，留下几道深红的月牙印痕。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某种难以言喻的陈旧焦虑混合的味道，每一次呼吸都沉重地压向肺腑。每一次预约，都是一次向着深渊的凝视。那深渊的入口，盘踞着两个名字——父亲，母亲。治疗室的门无声滑开，Dr.Vogel（沃格尔医生）站在门口，银发一丝不苟，镜片后的眼神温和而洞察。这眼神，曾无数次刺破我精心构筑的谎言堡垒。我僵硬地起身，跟随他走进那个熟悉又令人窒息的空间。“今天感觉如何？”他坐下，声音平稳如常。我喉咙发紧，干涩的嘴唇嗫嚅着：“老样子……那些梦，又来了。”声音飘忽不定，如同风中残烛。“那些梦？”Dr.Vogel引导着，目光沉静如水。碎片般的画面瞬间撕裂意识的薄膜，带着粘稠的猩红，汹涌而至：母亲那张总是带着几分讨好和惶恐的脸，在昏暗油腻的厨房灯光下凑近，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。那只缺了口的白瓷勺子，边缘沾着一抹刺目的暗红。她眼神躲闪，笨拙地试图喂我：“乖，喝一口，补身子的……”我猛地别开头，一股混杂着油腥和铁锈味的恐惧直冲喉头。我那时太小，小到只会本能地抗拒那气味和颜色，却不懂那颜色代表什么，更不懂母亲眼...